［1951年，顾方舟作为我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老师是苏联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
1955年，历经4年的学习，顾方舟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选择回国。
换句话说，脊髓灰质炎爆发的那一年，正是顾方舟刚刚回国的那一年。
他一回国，就接手了这烫手山芋，且必须要快，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的孩子。
他们要快点确定研究方向，快点做出选择。
在当时，国际上存在“死”“活”疫苗两种技术路线。
死疫苗是比较成熟的路线，也是丑国掌握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方法。
但要打三针，每针几十块钱，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要让中国新生儿都能安全注射疫苗，还需要培养专业的队伍。
最重要的是，以当时的国力并非易事。
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苏联掌握这项技术，但因为刚刚发明，药效如何、不良反应有多大，都是未知数。
究竟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没有人能解答。
1958年，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9年初，顾方舟及另外三名同事只能再次出国，去苏联学习活疫苗技术。
归来后，顾方舟顶住压力，建议当时的卫生部摒弃风险低但是成本高的“灭活疫苗”的模式，采用风险稍高但是成本低的“减毒活疫苗”模式。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也许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呢？
但顾方舟认为，但时间不等人，只有走活疫苗路线，才能消灭我国的脊髓灰质炎。
这并不是不过脑子的选择，而是顾方舟深思熟虑下做出的决定。
也许不会有人想到，他们当时研究疫苗的时候，到底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进行的。
顾方舟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他亲自带人挖洞、建房，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西山，顾建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他们在山洞中，在只有苏联的老师赠送给他的，苏联美国研制的疫苗原液的情况下，把疫苗包括生产线都建立起来。
没有数据支持，没有专家指导，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摸索。
疫苗研制成功后，就是要临床试验，先从动物身上，到大人的、小孩的，都要试，才能确保疫苗是否安全。］
“不会吧，不能吧，总不可能吧。”虞美人话落后，众人反应了好一阵，才有人喃喃道。
他们觉得自己的猜测太荒谬，也太离谱了，再怎么样也没有人会在自己的身上试药吧。
是，在这期天幕中，好像确实有神医会这么做，但他们不是快没命了，就是可能会没命了。
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也没什么。
最多是胆子大了点，惊世骇俗了点，震撼世人了点，让他们三观重组了点。
但顾方舟可是健康的啊，身体可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患病的风险，总不能真的要……
他们觉得，这一次，他们的小心脏真的是活蹦乱跳，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每跳动一下，都是对自己怀疑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