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斌看了他一眼，“安慰”地说：“且宽心，有吾一路照应，和乐公无虞也！”便挥了挥手，带人强行将赵佶送上马车。
赵佶很想说，让我去河北也可以，能不能多带些侍妾、太监啊？但看到唐斌的脸色，便讷讷不敢言。
在朝政渐渐梳理走上正轨后，朝廷之上就出现了一股声音，认为唐朝灭亡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再到大宋，中原正朔传承此地有序，那么新朝也应当继承大宋的正朔。
所以新的汉朝，也要辨五德、明服色，应该补上一道程序，那就是王伦接受赵桓禅位，从而真正表明正统地位。
对此王伦心知肚明，不过是因为自己要重开科举，让一帮儒家的信徒们又受到了鼓舞，只要王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就意味着新的汉朝仍旧要遵循儒家的一切礼制，朝政的权力还得掌握在文官手中。
所以他不承认赵桓当过皇帝，只认为赵佶是大宋的亡国之君，而且还要打击笼罩在赵佶身上那一层被儒家强行披上的虚伪光环，让天下百姓亲眼看一看，曾经的皇帝是个什么德行。
洪武元年的第一届科举，王伦仍旧会遵照大宋的制度举行，但此后他就要改革教育，推行县学、府学、路学三级制度，改国子监，承担一部分后世教育部的职责，太学也不再作为最高等的学府，而是与路学平级。
学生们也不再只读儒家相关经典，而是按照后世学科分类，县学以下，学生们要学语文、算术、历史、天文地理、物理、体育、音乐等常识课，府学以上，则开始分科，根据学生们的兴趣爱好，进行专业课程的教育。
这样科举不必局限于每三年一次，而是由各部根据官吏缺额，定期举办考试招收公务人员，从而将科举从单一的文科解读经典性质，变为更专业化的考试。
本质上王伦并不反儒，他只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科举本该是挑选“经世致用”的人才，拘泥于儒家经典，才是对孔子的最大故意误解！
为此王伦已经将他当初在梁山泊所开设的小学学堂模仿搬迁到了东京城，目前只针对在京官员适龄子弟招生，毕竟这样的学堂对师资力量的要求和需求是巨大的。
并且他在政事堂与众臣商议改革科举和教育时，大谈孟子的“循义而权变”，表示孔圣都说过“君子不器”，孟子也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难道你们连圣人、亚圣的话都要反对？
自诩为儒家子弟的诸多官员们突然发现，他们遇到了对手！
王伦对儒家的理解或许不够深，但他掌握了辩论的逻辑技巧，只谈一个论点，偏偏这个论点又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再加上他所代表的天子权力，很快让许多反对的官员们败下阵来。
科举改革就改革吧，反正都是读书、考试，大的框架又不曾变化，若论读书和考试，汉人那是妥妥的天下第一，怕什么？
于是新汉朝的教育改革便正式确定了下来，只等十月科举考试完毕后，就正式向天下颁布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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